Output:
在具体描写中，有关道教修炼方法的描写也屡见于笔端。这除了前述通过诗词韵语所体现者外，在作者的行文中也时能见到。黑风山的三个妖怪，“讲的是立鼎安炉，抟砂炼汞，白雪黄芽，旁门外道”。车迟国虎、鹿、羊三位国师，“专会抟砂炼汞，打坐存神，指水为油，点石成金”。平顶山的银角大王听说吃了唐僧的肉便能延寿长生，便认为自己还“打什么坐，立什么功，炼什么龙与虎，配什么雌与雄，只该吃他去了。”波月洞的黄袍怪“不知打了多少坐功，炼了几年磨难，配了几转雌雄，炼成这颗内丹舍利”。西天路上那些女妖们，一个个都想要与唐僧交媾，取其元阳，以成“太乙金仙”，显然又和道教房中术有一定关系。

    对于道教法术、法宝的描写，在《西游记》中更是触目即是。太上老君一个盛丹的葫芦、一个盛水的净瓶、一把炼魔的宝剑、一柄扇火的扇子、甚至一根勒袍的带子，都让悟空伤透了脑筋；他的那个金钢琢，不仅在花果山暗助二郎神打了悟空一跌，后来在金兜山，竟然连悟空的金箍棒、众神的武器和火具、乃至佛祖的金丹砂，也都被他套去，吓得如来佛祖也不敢说出妖魔的来历，害怕妖怪“定要嚷上灵山，反遗祸于我也”。万寿山五庄观的镇元大仙一个袖里乾坤的法术，竟把唐僧师徒连同白马行李，都“一袖子笼住”，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难以逃脱。车迟国的虎力、鹿力、羊力大仙，虽然法力不如孙悟空，但也能断头再接、剖腹剜心、油锅洗澡。至于其他种种道教法术、法宝的描写，在《西游记》中更是举不胜举。就连观音菩萨医治人参树，也带着几分道教的意味：先要“将杨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树根之下，但看水出为度”。有了水之后，“那个水不许犯五行之器，须用玉瓢舀出，扶起树来，从头浇下”。这哪里是佛菩萨在医树，简直是道教徒在作法。


Output:
《西游记》有关道教仪式的描写不多，但作品第45回对道士祈雨仪式的描写，却相当完整和细致：“那里有一座高台，约有三丈多高。台左右插着二十八宿旗号，顶上放一张桌子，桌上有一个香炉，炉中香烟霭霭。两边有两只烛台，台上风烛煌煌。炉边靠着一个金牌，牌上镌的是雷神名号。底下有五个大缸，都注着满缸清水，水上浮着杨柳枝。杨柳枝上，托着一面铁牌，牌上书的是雷霆都司的符字。左右有五个大桩，桩上写着五方蛮雷使者的名录。每一桩边，立两个道士，各执铁锤，伺候着打桩。台后面有许多道士，在那里写作文书。正中间设一架纸炉，又有几个象生的人物，都是那执符使者、土地赞教之神。那大仙走进去，更不谦逊，直上高台立定。旁边有个小道士，捧了几张黄纸书就的符字，一口宝剑，递与大仙。大仙执着宝剑，念声咒语，将一道符在烛上烧了。那底下两三个道士，拿过一个执符的象生，一道文书，亦点火焚之。那上面乒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活生生一幅道士祈雨图。

    其五，《西游记》的主要人物，除唐僧是个真正的佛教徒外，悟空、八戒、沙僧都具有道教的性质。

悟空、八戒的出身，已如前述出自道教，沙僧也不例外。据他自己介绍，他也是自小云游，得遇“真人”指教进行修炼，“先将婴儿姹女收，后把木母金公放。明堂肾水入华池，重楼肝火投心脏”，最后“三千功满”，被玉帝授予卷帘大将。西天路上，三兄弟虽然都成了佛教徒，但他们得以降妖除怪的本领，却仍然是道教的。悟空的七十二般地煞变化、八戒的三十六般天罡变化、悟空的筋斗云，就都是道教的法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谈到道教的变化之术时曾说：“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亦化形为飞禽走兽及金木玉石，兴云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为千人，因风高飞，出入无间，能吐气七色，坐见八极，及地下之物，放光万丈，冥室自明” [22]。由此可见，悟空与二郎神、与妖魔鬼怪的种种斗法变化之术、分身之术，竟和葛洪所说何其相似。


Output:
在西天路上，悟空三人都不以自己曾是道教徒皈依佛教而感到尴尬，而是不断地强调并炫耀自己的道教修炼。在宝林寺，悟空、沙僧所作的有关月亮的两首诗，都带有道教性质。在玉华国，悟空三人收徒授艺，所传授的并不是佛教的禅寂，却是道教的脱胎换骨之法：“就在暴纱亭后，静室之间，画了罡斗，教三人都俯伏在内，一个个暝目宁神。这里却暗暗念动真言，诵动咒语，将仙气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把元神收归本舍，传与口诀，各授了万千之臂力，运添了火候，却像个脱胎换骨之法。运遍了子午周天，那三个小王子方才苏醒，一齐爬将起来，抹抹脸，精神抖擞，一个个骨壮筋强。”这哪有一点佛教授徒的影子，完全是道教授徒的法术。

    其六、《西游记》中的长生不老观念，正是道教神仙观念的反映。

    影响中国文化的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其实质都在于对人生哲理的深入探索。其中儒家思想以入世为宗旨，表现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热切渴望。《左传·鲁襄公二十四年》即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因此，儒家的人生哲学就表现为对有限生命的执着。相对儒家，佛教是一种典型的悲观主义的出世人生观。它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苦海，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苦的根源，人们要想摆脱苦海，就只有脱去轮回，永生西天极乐世界。因此，佛教的人生哲学就表现为对生命的超越。与佛教的贱视生命相反，道教以生为乐，要求实现人生个体生命的无限延伸和直接升华，其实质就是追求长生不死。《抱朴子内篇》说：“若夫仙人，以药养身，以术数延命，使内疾不生，外患不入，虽久视不死，而旧身不改，苟有其道，无以为难也。”[23]所以，道教的最高理想就是肉体成仙。但是，现实世界的名缰利锁和情爱色欲，常常造成人的夭亡，只有排除了现实的烦恼，才能实现对无限生命的追求，因此，道教要求人们“以富贵为不幸，以荣华为秽汙，以厚玩为尘壤，以声誉为朝露” [24]。所以，道教的人生哲学便表现为对生命的留恋，处于出世与入世之间。


Output:
在《西游记》中，长生不老、神仙可致的思想，始终是其重要思想之一。孙悟空当年决心访师问道，就是要“学一个不老长生，常躲过阎君之难”。在学艺之时，他术、流、动、静四门道法不学，唯一要学的就是长生不老。作品中所写到的太上老君的仙丹、王母园中的蟠桃、万寿山五庄观的人参果，都能使人“霞举飞升，长生不老”，“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车迟国三妖道恳请圣水金丹，为的也是“长生永寿”。车迟国国王要用一千多个儿童的心肝煎汤药，目的也是“指望长生”。特别是西天路上的妖怪们，一个个为了吃唐僧肉不惜辱身丧命，原因就在于唐僧“本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那些女妖们要和唐僧交媾，也是要“采取元阳真气，以成太乙真仙”。特别是唐僧师徒到了西天之后，在佛教的极乐世界，享受的竟然是“仙品仙肴，仙茶仙果”，听到的竟然是“一派仙音入耳清”；那些珍羞百味，又是“素味仙花人罕见，香茶异食得长生”，表现的仍然是道教的长生观念，而不是佛教的超越生死的观念。

    由以上论述不难看出，道教文化在《西游记》文本中的确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内容如果弄不懂，就不能全面地理解《西游记》。因此，对古今“讲道说”的诸多内容，我们便不能一概认作《西游记》研究的“大敌”，或者不屑一顾地一概加以排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吸收其合理的内核，以帮助我们对作品的理解。

    我们说《西游记》是以道教文化作为其宗教学的主要内容，但并不认为《西游记》就是一部道门信徒所写的敷演道教金丹大道的讲道之书。实际上，《西游记》的不少道教内容在让仙界道门深感荣幸的同时，又有不少内容则让仙界道门万分尴尬。


Output:
如前所述，《西游记》中的确有不少诗词韵语来自于前代的道书。但是，作者在引用前人的作品时，并不是被动地引用，而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改动。从这些改动里，最能看出作者的思想倾向。关于这一点，徐朔方先生在其《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一文中已有辩正。最明显的例子是《西游记》第九十三回所引《瑞鹧鸪》“修禅何处用工夫”。和马丹阳原作相比，作者将首句“修行”改为“修禅”；下阙第三句“酒色财气须扫净”改为“喜怒忧思须扫净”。“前一改明确了佛教的立场，后一改则削去全真教特有的说法。”[25]作品第三十六回悟空所吟“前弦之后后弦前”一诗，和马丹阳原作相比，将末句“煅成温养自烹煎”改为“志心功果即西天”，原作明显表现了道教思想，改动之后却正表现了佛教的内容。此外，第五十三回篇首所引张伯端《西江月》“德行修逾八百”，上片末句“始合神仙本愿”被改为“始合西天本愿”，亦与上述所引相同，都是由道而入释。假若《西游记》作者真是道教徒，《西游记》真是一部道书，又怎么会如此随意地修改前代道教大师的作品并加以佛教化呢？

    《西游记》对道士并没有多少好感，其中不少妖怪，都是以道士的身份出现的，如熊罴怪、黄袍怪、金银二角、红孩儿、虎力鹿力羊力三大仙、独角兕、如意真仙、罗刹女、牛魔王、多目怪、白鹿精、地涌夫人、九灵元圣、玉兔精等等。甚至一些佛教的精灵，也以道士的面目出现于人间，如青狮精、灵感大王、赛太岁等。这些道士或蛊惑国王，或夺人国柄，或杀人害命，或为霸一方，或淫荡成性，基本上没有一个正面人物。红孩儿独霸一方，周围的山神土地都被他盘剥得“披一片，挂一片，裩无裆，裤无口”。通天河的灵感大王，每年要吃一对童男童女，否则就要降祸生灾。比丘国白鹿精蛊惑国王，要用一千多名儿童心肝治病。狮驼国的妖怪竟吃尽了“满城大小男女”。地涌夫人在镇海寺住了三天，就吃了六个小和尚。


Output: 《西游记》中有些思想观念固然是道教的，但也有一些思想观念却和道教思想格格不入，或者竟然是反道教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的关系问题。道教向来以太上老君或者三清为其神仙世界的最高神。李养正主编的《道教手册》就说：“奉太上老君为无世不存之至尊天神，这是道教信徒最根本的信条。谁否认这一条，就不是道教徒。”[26]所以，几乎在所有道教典籍中，玉皇大帝都只不过是道教的四御之一，而四御只不过是太上老君或三清的臣属和辅佐，地位要在太上老君和三清之下。道教重要典籍《高上玉皇本行集经》（简称《玉皇经》）记载了玉皇大帝的出身：严妙乐国的净德国王无子，于是遍祷真至，后净德王的妻子宝月光王后梦见太上老君亲自送子与他，才生下了小王子。小王子修行了三千二百劫，始证金仙，又经亿劫，始证玉帝。可见，比起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不知要低上多少辈份。但是，正像人间的任何教团都不可能超越皇权一样，在中国世俗人的观念里，天界佛国的任何神道仙佛，也都不可能超越玉皇大帝。因此，在民间信仰里，人们并不承认太上老君或三清的至尊，而把玉皇大帝认作万神之王。《西游记》显然正是按照民俗信仰来安排天界佛国众神秩序的。在《西游记》中，太上老君只不过是一个炼丹的老道，居于兜率宫中，每日谈道炼丹。见了玉皇大帝，他要口称“陛下”，还要向上“朝礼”。他炼制九转金丹，是要“伺候陛下做丹元大会”。他想要把被捉的孙悟空放在自己的八卦炉中烧炼，还要先向上“启奏”，得到玉皇大帝的允可才“领旨去讫”。观音菩萨朝见，要先“与玉帝礼毕”，才“与老君、王母相见”。如果《西游记》真是道教徒所写的一部道书，无论如何是不应该也不会如此处理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的关系的。


Output:
鉴于佛教有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道教徒感到一个太上老君毕竟势单力薄，于是便有了老子一气化三清的说法，出现了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三位道教最高尊神。在道教内部，任何教徒对三清莫不礼敬有加。因此，对三清的态度，也是检验道教徒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在《西游记》第44回，作者竟让八戒将三清圣像扔进了“五谷轮回之所”，还煞有介事地让八戒来了一番祷祝：“三清三清，我说你听：远方到此，惯灭妖精，欲享供奉，无处安宁。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暂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无穷，做个清净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秽物，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对三清竟如此嬉笑怒骂，肆意作践，真可谓是亵渎神灵、大逆不道。过去只知道刘一明等道士认定《西游记》是讲道之作，却未见到他们所用的版本，不知道他们如何面对《西游记》中此类描写。后来得见《西游记证道书》等有关版本，才知道他们将悟空所说的“五谷轮回之所”改为了“大池”，把抛在臭水里改为“抛在水里”，同时，八戒那些带有调侃与不敬的祷祝词句也都全被删去。这些改动告诉我们，原作的描写的确对道教大有不敬，让一般道教徒都感到尴尬而不得不加以删节。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西游记》中的确存在着不少不利于道教或者说反道教的内容，这些内容说明，《西游记》决不可能是道教信徒所写的讲道之书。我们虽然不能无视《西游记》的道教内容，但也不能无视其中反道教的成份，仅仅抓住一点，天马行空般地牵强附会，从而脱离《西游记》的文学性质，而把它看成是一部道书。

    仔细研究《西游记》上述有关道教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作品对道教肯定的部分，大都是具体的修炼方法，而且基本上限于道教内丹派全真道的修炼方法。作品对道教的否定部分，却是道教神学的主体部分，包括其基本教义以及那些祸国殃民的道士。或者这样说，作者在思想感情上似乎有一种对道教的排斥力，但在建构自己的宗教学体系时，却又不得不利用道教的某些基本理论。为什么《西游记》会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既有作品题材的因素，也有作者本人的因素以及时代的因素。


Output:
从作者所处时代道教发展的实际来看，道教特别是道教符箓派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满意。我们知道，元代是道教内丹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全真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正一教为代表的符箓派处于衰落地位。自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此种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洪武七年朱元璋在《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中说：“朕观释、道之教，各有二徒，僧有禅有教，道有正一有全真。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27]究其原因，大概一是因为朱元璋起于下层社会，故对民间所信仰的修斋醮以禳灾祛病，降乩仙以求神示等有特殊感情，二是因为当上皇帝之后，希望炼丹药以求长生，求祷祀以延子嗣，于是，讲究方术而比较实用的正一道便受到特殊礼遇，而讲求心性务虚的全真道反被冷落。自朱元璋之后，明代历代皇帝几乎没有不崇信道教方术的。明宪宗荒淫好色，道士李孜省、邓常恩辈便进媚药、淫术以投其所好。明世宗宠信道士，饵金丹，修房中，以图延年益寿，故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就因献房中及祈禳之术而得宠，位至一品。影响所及，三公六卿、地方官吏、缙绅文士甚至太监之流，也都沉溺其中，闹得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壬子冬，命京师内外选女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乙卯九月，又选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盖从陶仲文言，供炼药用也。”[29]太监高寀“谬听方士言，食小儿脑千余，其阳道可复生如故，乃遍买童稚潜杀之。久而事彰闻，民间无肯鬻者，则令人遍往他所盗至送入”。[29]术士孙太公，“以方药寓京师，专用房中术游缙绅间。乃调热剂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矣”。[30]《西游记》的成书，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难怪作者要将不少国君写成昏君、道士写成妖道了。影响所及，连对三清和太上老君这些道教尊神，作者也表现出大不敬来，甚至将他们的尊像丢进“五谷轮回之所”，真真让人叹息不已。

从《西游记》的题材来看，本身就是来源于佛教的取经故事。在“西游”故事的流传过程中，虽然佛教的内容越来越趋向于淡薄，但是，取经的佛教性质一直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可能完全撇开历史的共识，去完全进行自我的虚构。因此，他将那些前代具有道教性质的诗词韵语加以改写，使其带有一定的佛教特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Output: 然而，从《西游记》的性质来看，是一部描写神魔之争的长篇小说，作者不能不追求情节的奇幻与内容的丰富，追求作品的可读性。然而，相对佛道二教来说，佛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想，更注意以其深邃的哲理来征服善男信女。其修禅成佛的途径，无非就是积德行善，念佛坐禅等等。虽然也有一些降魔的护法神将，除怪的法术法宝，但相对于道教未免略显单调。而道教却是以老庄哲学为其思想基础，集原始宗教、民间巫觋、神仙方术、阴阳诸家、医药卫生为一体，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庞杂的文化体系。正象《四库全书提要》“道家”所说：“后世神怪之迹，多附于道家。……其后长生之说与神仙家合为一，而服饵、导引入之，房中一家近于神仙者亦入之；《鸿宝》有书，烧炼入之；张鲁之教，符箓入之；北魏寇谦之等又以斋醮章咒入之。”[31]马端临《文献通考》亦认为：“道家之术，杂而多端。”[32]这样一个庞杂的文化体系，显然能给作者驰骋才华以更广阔的天地，故在其具体描写中，道教的法术法宝、修炼方法、宗教仪式等等，便随时随地于笔端流出。


Output: 从《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来看，当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说：“在宋、元、明士大夫中间”，“只有三教合一而以儒为主的儒者，或三教合一而以道为主的道者，或三教合一而以佛为主的和尚和居士” [33]。故在吴承恩思想中，也不可能不受佛道思想的影响。查《吴承恩诗文集》，不少作品都典型地表达了儒家思想，但也有一些作品牵涉到佛道二教，说明作者对佛道二教并非没有了解。在《述寿赋》中他借祝寿者之口说：“今当采石上之九华，撷云中之三秀；剥方壶之大枣，雪太华之灵藕。啖之葛氏之桃，荐以务光之韭；炊玉田之稻以为饭，屑北明之麦以酿酒。一饮再尝，千龄亿寿。”而寿主则不以为然：“吾方当植仁为仙谷，树德为琼枝，清心为玉体，和气为灵芝。……调燮五事，宣通四时。愿去薄而居厚，窃知雄而守雌。则夫忍之一字，乃吾传世之宝，延年之药，而治心之师也。”[34]前者显然属道教“服饵”之道，后者显然属内丹学的“性命”修炼。又《古意》一诗道：“余自尘世人，痴心小尘世。朝登众山顶，聊复饮其气。”[35]这里的“饮其气”，实际就是道教的“服气”之术，亦即《抱朴子内篇》卷三所谓“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黄之醇精”。[36]由此可见，吴承恩不仅对道教理论比较熟悉，还亲自进行过道教方术的修炼。其《赠张乐一》诗云：“鲁郡张君登我堂，手执素卷求诗章，自云所乐在于一，平生此外无他长。世人嗜好苦不常，纷纷逐物何颠狂，猿惊象醉无束缚，心如飞鸟云中翔，多歧自古能亡羊，羡君执策由康庄；清宁天地合方寸，妙合太极生阴阳，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吉凶倚伏视诸掌，指挥进退知存亡。”[37]这里的“所乐在于一”，正是道教的“抱元守一”；“猿惊象醉无束缚”，正所谓“心猿意马”之类。“灵台拂拭居中央，殊形异状难遮藏”二句，原出自佛教典故，即禅宗北宗神秀所作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38]后道教内丹派也接受了这种理论。张伯端《悟真篇后序》即说：“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施功，顿超彼岸。此非心镜朗然，神珠廓明，则何以使诸相顿离，纤尘不染，心源自在，决定无生者哉！” [39]石泰《还源篇》第七十四章亦说：“心田无草秽，性地绝尘飞，夜静月明处，一声春鸟啼。”大致也是说要心田清静，勿使“殊形异状”沾惹之意。再证以吴承恩有《赠沙星士》、《赠贾山人》等诗，可见他和“小院朝扃烧药坐”


Output: [40]的炼丹之士，和“逢人自诧有仙方”[41]的方术之士，亦有一定程度的接触。在后一首诗中，又有“好我只缘无俗调”句。吴承恩的道教文化修养已足以让这些道教方士折服而“好我”，可见其道教文化造诣的确已达到了一定高度。这样，当他创作自己的巨著之时，才得以将这些内容得心应手地写入《西游记》中，使《西游记》表现出一定的道教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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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吴承恩毕竟是一位正直的读书人，又终生郁郁不得志，这就使他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考吴承恩生平，曾经因谒选而两次入京，又曾长期就学于南京国子监，他的好朋友李春芳又是一名“青词宰相”，因而对明世宗崇道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他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以他“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42]的个性来看，他对这些祸国殃民的道士，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因此，在《二郎搜山图歌》中，他才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祸国殃民的“五鬼”、“四凶”。这里的“五鬼”“四凶”，大概就包括那些蛊惑人心的道门方士。这大概就是《西游记》反道教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以上意见当否，敬请学界同道们批评指正。

竺洪波：《西游记》，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标杆
来源：文学报　|　竺洪波　　2016年11月15日11:49

作为举世公认的神话艺术的翘楚，《西游记》及其开创的神话小说流派彻底打破了中国神话的贫乏局面。纵观世界文坛，没有一个古典神话形象能与孙悟空相媲美，在今天或许只有J.K.罗琳的《哈利·波特》可以与《西游记》相颉颃。

《西游记》打破了小说与文化关系的困境，开辟出一条既为主流文化认可，又能保持其艺术本体的途径：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巨著，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吸纳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内容，儒释道三教杂处、融合，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包容性。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论坛评论小说名著《西游记》，并向国际社会、外国知名人士作热情的推荐、介绍。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中阐述丝绸之路与佛教的关系，指出《西游记》记叙唐僧取经“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将《西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并举，盛赞玄奘大师与马可·波罗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陈振凯 石磊《习近平访欧十一天 一路文化一路诗》，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4月3日）不仅引起国内外舆论普遍关注，而且还由此形成一个共识：《西游记》正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扇文学之窗，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光彩耀眼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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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下流行之“文学——政治”美学的立场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评价符合《西游记》的实际。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同列中国小说四大名著，但唯有《西游记》最适合中国文化的域外传播，因而也最具有国际影响力。《三国演义》讲叙三国内战，《水浒传》以“造反”为主旨，《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之大悲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与当下世界发展大势似乎有着一些天然隔阂，《西游记》则以追求真理为主题，以中西文化交流为目标，以扫荡邪恶、战胜九九八十一难争取自由为主要内容，同时还具有佛教文化的纽带，与和平、发展的世界主题最为契合，也特别容易被外国大众所接受。现在东南亚各国掀起了《西游记》热，英美等西方国家也有许多《西游记》译本和影视作品问世，这一现象并非偶然。文化作为政治、经济的集中体现和羽翼，当然要紧贴时代步伐，传递“正能量”，顺应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推荐、介绍《西游记》，正逢其时，意义深远。

由此想及，对于《西游记》的价值评定，学界曾经严重滞后，亟需反思、探索，寻求突破。如钱锺书先生明确认为《西游记》是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因为迄今为止人类两大难以实现的梦想——飞天与入地——只有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得到完全的实现，孙悟空“腾云遁地的神通”正是这一人类理想的象征。（杨绛《钱锺书与〈围城〉》）林庚先生公然表示《西游记》是其“最爱”，称它的理想精神和“童心主义”鼓舞、陪伴自己“度过一生中最困难的日子”（《西游记漫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两位当代学术大师的论断即是一种宝贵的“重评《西游记》”的文学史新声。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思想，可以对《西游记》的文化价值进行重新思考、探索，从而作出全新的评价，实现准确、合理的文学史定位。

那么，《西游记》具有哪些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呢？

一、 开辟再生型神话，实现中国神话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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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西游记》具有哪些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呢？

一、 开辟再生型神话，实现中国神话复兴

中国是文明古国，创造了独步世界的辉煌文化。但就神话艺术而言，成就和影响都不堪匹配。如与辉煌的古希腊神话比照，则难免逊色：我们虽有《盘古开辟》《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和《后羿射日》这样精彩的神话（传说），但相对凌乱芜杂，缺乏神谱和体系，“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早年日本学者盐谷温首提“中国神话贫乏”论，颇惹国人非议，总以为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哺育，日本人没有批评的资格，批评即是数典忘祖。但其时鲁迅、胡适等具有世界性文化胸襟的新文化大师对此均持相当的认同态度，并进一步分析、解释中国神话“不发达”的原因，印证、张扬其说。如鲁迅认为中国神话无法与古希腊神话媲美，究其缘由在于：一、中华先民“重实际而黜玄想”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二、儒家（孔子）疏远“太古荒唐之说”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文化规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对此，胡适也指出：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想象力的民族。中华先民的历史条件缺失培育、包容神话的“土壤和武库”（马克思语），也不利于神话精神的滋长和神话作品的保存。除此之外，还有其三：中国社会动乱频繁，导致文献（神话）散失，据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揭示，中国文献积累饱受动乱兵燹和外国强盗的祸害，在中国历史上遭受的文化劫难有15次之多，而在散失的文献中，一定会有大量的上古神话记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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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看到，自《西游记》在16世纪横空出世，光芒四射，照亮了整个世界。英国著名东方文化研究家阿瑟·威利说：“《西游记》像一颗璀璨的彗星升上了中天，给西半球人民展出一个神奇的世界。”它不仅继承了《后羿射日》《盘古开辟》等上古神话宏伟绮丽的想象力，而且以再生态神话的艺术形态融合中华民族文明时代的情感、智慧，特别是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深刻认识，成为举世公认的神话艺术的翘楚。纵观世界文坛，没有一个古典神话形象能与孙悟空相媲美，在今天或许只有J.K.罗琳的《哈利·波特》可以与《西游记》相颉颃。正如我国小说史家杨义先生指出，《西游记》是我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之作，作为一部我国“神话文化的伟大杰构”，其划时代的文化意义是“以小说的形式把我国神话文化的形态面貌——不发达落后面貌——从根本上改变了”，在文化史上，则“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无可置疑，正是《西游记》以及它所开创的神话小说流派彻底打破了中国神话的贫乏局面。随着《西游记》这一中国神话新标杆的矗立，“中国神话贫乏”论宣告熄灭。

另外，童话是神话的孪生体裁，《西游记》也是一部深受历代儿童喜欢的童话作品，我国神话学奠基者袁珂先生明确说：“今观《西游记》纵恣谐谑，独逞胸臆，其调诙之所及，至于仙佛同仁，神魔一体，其他神话小说中固未见有此种格调也，故吾曰，谓之为世界的一部绝大童话小说，宁非尤宜。”（袁珂《〈西游记〉研究》，刊《台湾文化》1948年第3卷第1-2期）所以，《西游记》还在现代中国童话奠基与提供范本，培育、促进中国文学理想精神与浪漫文风方面，显示着独特的价值。

二、与中国主流文化深度契合，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典籍

现代文学理论将文学定义为文化的意义载体，极大地扩大了文学的价值疆域，文学研究也是一种“价值阅读”和价值认定，“试图尽可能和准确地描述出作品中所发现的价值”，洞察深藏其中的文化“底色”（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从这种文学与文化的异质同构关系来说，《西游记》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契合，具有最为典范的文化载体功能，甚至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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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主要特征是儒、释、道三教融合、互补，其中孔孟儒学构成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佛学与道家则从两翼以不同的方式向儒学不断渗透、夹击，从而激发一轮又一轮鼎立冲突和合流互补的文化潮流。由于小说长期被正统文化贬为“君子弗为”的稗官野史，不入流的残丛小语、小家珍说，与主体文化处于先天疏远或是背离的关系。至明清小说繁荣之际，两者关系抽象、畸形发展，小说具备了反映主体文化的权力，但并未寻找到合法而又合理的形式：反映儒学沦为枯燥的正统说教，反映释、道两家又陷入所谓宗教小说的泥淖，在加深“文化底色”的另一面则是丢失了小说的艺术本色。令人震惊的是，《西游记》以其得天独厚的艺术审美精神打破了小说与文化关系的困境，开辟出一条既为主流文化认可，又能保持其艺术本体的途径来：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巨著，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逐渐吸纳了不同时代的思想内容，所以作品儒、释、道三教杂处，思想十分繁富，它并不是以某一派、某一部特定的书（无论是儒家经典，还是佛、道典籍）来作为固有、单一的文化原型，而是三家并举、融合，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包容性；作为神魔小说，《西游记》笼罩着一层特有的炫目迷心的外衣，其间儒、释、道三教合一，神仙妖魔鬼魅九流驳杂，这赋予了作品涵盖其深奥玄妙之思想意蕴的无限空间，其抗击礼教束缚、弘扬感性生命力的浪漫精神，借此喻彼、假象见义的象征方法和放诞、神谕元素又保证了作品在诠释文化意义时避免陷于偏执、逼仄的境地。

在文学承载文化，特别是契合主流文化（文化精华）的艺术实践中，《西游记》不失为成功的典范。鲁迅曾经指出：“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把明清时期纷繁的《西游记》主题观归纳为释儒、谈禅、证道三派，应该说是符合作品的思想实际的。虽然在清代盛行的三家评本中依然存在着阉割传统文化，对各派思想篡改伪注的倾向，但这并不改变和否认作品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整体融合和准确反映。

仅以其儒学意蕴为例。《西游记》的本体是佛教故事，又因宗教上的佛道论衡而掺入大量道教内容，故有“仙佛之书”一说。但是，历代读者都惊奇于其中深邃的原儒精神。比如，孙悟空神通广大，唐僧愚昧无能，孙悟空为什么还要对唐僧如此忠心耿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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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其实似小实大，离开儒学背景是无法解释的。原来唐僧、孙悟空的师徒模式来自儒家祖师孔子和其弟子子路的故事。据文献记载，子路曾经误解孔子，而对孔子起谋害之心。孙悟空与子路一样，对自己的师父有一个从不服，甚至反叛、敌对，到最后心悦诚服、“至死靡它”的过程。其实质正是儒家“尊师重教、师道尊严”的伦理规范。在中国历史上“师道尊严”已成儒家道统，《西游记》中唐僧、孙悟空的师徒关系也形象地反映出这种道统。

翻检《西游记》，这一类儒家表征俯拾即是。对此，我们不禁要感叹：谁又能够想到在我国近古的“三教归心”的文化思潮中，《西游记》的作者竟能如此合理地撷取千年中华文化的智慧而又能超越儒、释、道等具体宗教的偏执，突破其各自疆域而融合之、光大之，从而为后世小说提供科学反映文化的范式呢？在汗牛充栋的历代小说中，以反映文化的广度和深度而论，又有哪一部作品能与《西游记》相携手相颉颃呢？《西游记》与中国文化思想的深度契合，借用鲁迅评价《金瓶梅》的说法，即是：“纵观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三、 科学未来意识，提升民族理性思维

神话原本与理性思维无关。马克思说，神话是原始先民运用天真的情感和想象力“征服自然力”、将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结果，而现代神话批评则认为远古神话作为“集体无意识”，“既不是虚构的谎话，也不是任意的幻想，而是人类在达到理论思维之前的一种普遍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西游记》是再生态神话，继承了中国远古神话的艺术精神，但在“情感——想象”的性质与书写的形式上已经发生质变。它在形式上“文备众体”，集神话、童话和小说于一体，构成与上古原始神话完全不同的再生型神话体裁。从征服、支配自然力的理想而言，它并非朦胧的原始思维的产物，而是自觉的艺术思维的结晶，它的大旨其实不在“表现中国古代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天真解释”，因为人类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已趋于成熟（科学解释），而是在神话这一艺术载体里渗透了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的情感精神和理性智慧。其中最能体现这种理性思维成果的是：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美好遐想中传递出宝贵的科学未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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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现代未来科学的角度来看，《西游记》在四百年前虚构、遐想的许多奇妙景象已被现代科学技术所证实，有的正在被列为世界尖端科技项目进行研究攻关。如“千里眼”之于望远镜和空间探测技术，“顺风耳”之于电话、电报等通讯技术，“风火轮”之于现代轨道交通，“上天入地”之于飞机和地下交通设施，“水遁土遁”之于潜艇和地铁、隧道，“腾云驾雾”之于宇宙飞船等航天技术，“日行千里”之于汽车、火车等交通技术，“照妖镜”之于镭射激光技术，“杏黄旗”之于导弹、氢弹等原子能科学技术，“招魂幡”之于现代特异功能，“口吐白沫、散豆成兵”之类法术则令人想起人工降雨和飞行播种技术……当我们看到日本海啸和上海11·15大火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害，不禁要呼唤定海神针和芭蕉扇你在哪里？当我们饱受沙尘暴、雾霾之苦，面临纱巾裹脸、透气不便的尴尬，便不禁遐想：定风丹你又在哪里？……

欣赏一下“金猴出世”故事。他本是花果山上一块巨石，“每受天真地透，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通灵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这个故事恰恰蕴涵着关于宇宙生命起源的伟大构想，顶得上一部漫长的生命起源史。根据自然辩证法和生命科学原理，宇宙和地球原本没有生命，它是由天体运行规律，地壳变动，地形特征的世纪性变化，以及各种自然力包括光、空气、水、电、雷、风的共同作用，而逐渐孕育出来的，在50亿年前开始产生了生命的源头大分子有机物，10亿年前诞生了完整的生命雏形细胞。而人类的起源则仅仅是生命起源的一个“类”。“金猴出世”不正是这50亿年生命孕育、诞生的缩影么！而与上古神话中的同类作品《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比较，《西游记》的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是十分显著的，面对远古神话的虚无缥缈，屈原就在其《天问》中诘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诘问：盘古有体，孰制匠之？然而面对《西游记》对生命起源的大胆构想（现代科学最后真切揭开生命起源之谜的细胞学说发现于19世纪，德国科学家施莱登和施旺的细胞学说被称为19世纪三大科学发现之一），我们却唯有惊叹不已。

检视近年间突飞猛进的科学发展，《西游记》的科学未来意识和高科技想象又可以在定颜珠与冰冻休眠术、唐僧和猪八戒怀孕与男性无宫分娩、孙悟空毫毛术与克隆等三组对应关系中得到最新的印证。众所周知，冰冻手术、男性无宫分娩、克隆，都是造福人类的高科技新发现、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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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素以勤劳勇敢之称享誉全球，理性思维并不发达。李泽厚先生把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概括为“实践理性”，实践性的掺入导致理性思维并非纯正。（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那么，在中华民族的理性思维培育中，具有充分的理性思维和未来意识的《西游记》就显示着一种宝贵的启迪意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站在科学理性思维立场曾高度评价、由衷感谢《西游记》。他们在诺奖答奖辞中说：“科学上的许多成果正是孙行者式的理性思维模式的结晶！”科学研究的神髓就是“要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寻求创新的思路，科学与艺术携手追求真理。”（李政道：《携手追求真理普遍性》，《文汇报》2000年1月4日）

结语

经典属于过去和未来，既具有历史的凝重感，也具有无限的生长力。一方面，《西游记》作为伟大的文化经典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提供后人价值发现的余地（学界特称“空白结构”），它固有的文本价值被不断地发现和发掘出来，正所谓“说不尽的《西游记》”、“说不尽的吴承恩”。另一方面，《西游记》艺术结构的强大张力表现为一种在文化上的物化和物态化功能，在当代社会不断孵化和催生出新的文化产品，诸如影视、图像（卡通）、邮政、游戏、商标注册、网络游戏（软件）、儿童玩具等一类西游文化产品早成铺天盖地之势，甚至连《西游记》主题乐园、《西游记》文化节等重大的西游文化经济建设项目也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这对于《西游记》，固然是新的文化价值的延伸，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种宝贵的文化创新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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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继刚】《西游记》中的儒释道观
胡适先生在其《<西游记>考证》中说该书蕴藏着“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义和玩世精神”，此言非虚，但他又说其中根本无甚“微言大义”，所谓金丹妙诀、禅门心法、理学义蕴皆道士和尚秀才们的穿凿附会而已，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文以载道，著书乃是立说，这本是古代文士们恪守的创作准则，况汝忠之作，“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吴玉搢《山阳志遗》卷四）呢！如果仅把该书解读为“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胡话语），而忽略了它的载道功能，则毫无疑问是降低了其价值。《西游记》所载何道？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表明：书中既有金丹妙诀，也有禅门心法，更有理学义蕴，三教 [1]可以归一；三教也必须归一，只有这样，才可保江山永固；归一是以儒为主体，以释道为补充的整合与杂糅，儒高于释，释高于道。本文所据版本为齐鲁书社以“李评本”为底本点校整理的普及本《西游记》，以下凡引此书只注回数。
一、三教义理之阐发
（一）儒家
1、忠孝。忠孝为儒家第一义。唐僧虽为佛门中人，却也不能免俗。“我已发了弘誓大愿，不取真经，永堕沉沦地狱。大抵是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第十二回）。猴王欲夺玉帝之位，被佛祖镇压于五行山下；泾河龙王奉圣旨而阴违，为魏征斩于剐龙台上，皆不忠之报也。唐僧恨逐猴王，八戒智激悟空，待他赶来欲救师父，却被妖怪羞辱，他竟然讲出如下道理来：“你这个泼怪，岂知‘一生为师，终生为父’，‘父子无隔宿之仇’？你今害我师父，我怎么不来救他？”（第三十一回）当初刚归顺时，猴王哪把师父放在眼里，居然心存不善，欲棒杀之，还不是被那紧箍儿咒折磨得死去活来？龙马三太子纵火烧珠，被其父告了个忤逆之罪，虽有菩萨说情，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终要受“胯下之辱”。正反两方面教材，汝忠之意无他，劝人忠孝矣。
2、诚信。八戒因动凡心，着了四圣的道儿，被珍珠衫罩住，吊在树上受了一夜的罪。还是这位老兄，答应去巡山却找了个地方睡起觉来，结果被悟空捉弄得不亦乐乎，这都是对不诚不信的惩罚啊。反观唐僧，因有对唐王的一诺在先，一路上虽历经苦难而痴心不改，受尽折磨仍捐躯努力。待取得经卷，却发现里面无半点字迹，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投入回报的问题，而是“诳君之罪，诚不容诛也！”（第九十八回）悟空对师父的评价是“志诚君子”（第四十六回），斯言诚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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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族。西游一书中家族观念最强者莫过于悟空。他梦游幽冥界，强销生死籍，“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第三回）； 搅闹蟠桃宴，盗丹兜率宫，酒醒后知大事不妙，隐身遁去，但为了让众猴品尝到玉液琼桨，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再赴瑶池；迎敌花果山，大战十万兵，部下虽被捉去不少，他却说“我同类者未伤一个，何须烦恼？”（第五回）由于他对家族关系过于信赖，以为遇到红孩儿、罗刹女、牛魔王只要叫一声贤侄、嫂嫂、大哥便万事大吉，不想却吃了大亏，看来干亲还是靠不住啊。
4、尊卑。悟空之所以反出天宫，全是尊卑等级思想在作怪：我在花果山称王称祖，在天界却只做了个未入流的弼马温，“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役，岂是待我的？”（第四回）这种思想不止他一个有。二郎与悟空斗法，各施变化绝技，当悟空变作花鸨这种鸟中的至贱至淫之物时，二郎见他变得低，耻于傍拢，故取弹弓射之。休说人与神，就是物件也要分出个尊卑来。紫金铃、紫金葫芦各有两个，一个见了另一个便不灵光，何也？雄尊雌卑也。
5、仁义。臣子尽忠尽孝，君王则施仁施义。唐王大赦天下罪人，出恤孤榜文，将三千六百宫女配军，访相良还债，嫁御妹于刘全，皆仁义之举也。天上的君王也一样，玉帝这位高天上圣大慈仁者对泼猴可谓仁至义尽，只因他太顽皮，招安不成才诉诸武力。当然仁义这种美德不止体现在君王身上。泼猴自从跟了唐僧，野性逐渐收敛，一路平妖荡魔，扶危济困，上护持师父，下照顾师弟，不计恩怨，不较得失，亦被小龙赞誉为“有仁有义”（第三十回）。
6、礼仪。悟空一般情况下是个懂礼貌的猴子，兽性发作时除外。受招安入主大圣府后，“见三清，称个‘老’字；逢四帝，道个‘陛下’。与那九曜星、五方将、二十八宿、四大天王、十二元辰、五方五老、普天星相、河汉群神，俱以兄弟相待，彼此称呼”（第五回）。受到观音、唐僧等礼仪高手的调教后，层次愈进，虽遭师父赶逐仍不敢忘记拜别，虽遭罗刹怒斥仍能满脸堆笑，到雷音寺见了如来，竟长跪不起了。不过佛门中不乏“唯物主义”者，不来点实惠的礼，怎肯把真经给你？直到唐僧把吃饭的家什双手奉上，才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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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功名。石猴当初飘洋过海寻求仙道的一大动力便是为将来建功显名觅些资本，不想后来却被封了个没有品从、待遇低下的弼马温，焉能不恼？等到“齐天大圣”的称号获得玉帝认可，级别待遇均大幅度提高后，才消了怒气，可见名份之重要也。第三十八回中猴王自己交待得清楚：：老孙只是图名，那里图甚宝贝”。唐僧不愧为悟空的师父，其立功扬名的思想并不比悟空逊色。当他看到有人因利重本轻而舍命履冰去做买卖时不禁感叹道：“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第四十八回）
二、佛教
1、因果。因缘果报之说是佛教特别是中国化佛教的核心所在，也是西游一书所着力宣扬的。唐僧师徒为何在取经途中倍受磨难？只为有金蝉不敬佛祖、悟空大闹天宫、天蓬元帅醉戏嫦娥、卷帘大将失手碎物的因缘在。君无戏言，太宗因不能兑现对泾河龙王的承诺只得到地府走一趟。在他观看了阴司中的种种景象之后，点头叹曰：“善哉真善哉！作善果无灾！善心常切切，善道大开开。莫教兴恶念，是必少刁乖。休言不报应，神鬼有安排。”（第十一回）乌鸡国王把文殊菩萨泡在河里三天，如来则把国王浸在井里三年。莫怪佛祖菩萨们心狠啊，一切都是你自找的。用文殊的话说，就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第三十九回）。
2、轮回。有因果，就有轮回。各人因善恶之业不同而于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六道中轮回不已，“那行善的，升化仙道；进忠的，超生贵道；行孝的，再生福道。”（第十一回）作恶的可就惨了：阴山背后；寒风滚滚，奈何桥下，血浪滔滔。轮回的具体操作办法参见第十及十一回。佛、仙、神圣三者可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
3、慈悲。玄奘献给太宗的济孤榜文中有如下之句：“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揖，普渡苦海群生，脱免沉疴六趣。”（第十二回）在实际中他也是这么做的。西行路上，遇老弱病残，则使徒弟帮扶之；遇死难者，则超度他们的亡灵。爱护众生，给予欢乐，怜悯众生，拔除苦难，真是个“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第二十七回）的有道圣僧。如来更是位大慈善家，为了使大家都有机会成个一佛半仙什么的，自愿放弃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将多年积累的学术成果以大大低于成本价（基本上是无偿）转让给了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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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施。师徒四众西行路上以“化斋”为生。“斋僧”便是一种布施。他们也将自己的所有布施给众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财施”只能偶尔为之，布施的主要形式还是“法施”。唐僧的拿手好戏是做道场，念经文；三徒则担负起保卫人民群众安全的责任。在天竺国玉华县，他们更是直接把武艺传授给三位小王子，且竭尽全力，不留后手。这可以从效果上得到验证：受了真传的三位王子膂力大增，武艺大进，什么“千斤之棒，八百斤钯杖，俱能举能运”（第九十回）。
5、持戒。佛教的戒律很多，最基本的有五戒，男女四众皆须遵守。它们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唐僧是位持戒模范，但有些迂腐，甚至一度滑向了教条主义的泥坑。如他不辨忠奸，把个赤胆忠心的行者赶回了花果山。不过总的说来。他诚实善良，作风正派，嫉恶如仇，慈悲为怀，是一位优秀的佛教徒，并为此赢得了徒弟们的尊重。可尊重归尊重，徒弟们持戒的功夫要比师父差点，特别是八戒，名不副实，劣迹斑斑，酒后乱性戏嫦娥，四圣面前动凡心，答应巡山却找地方睡大觉还要回来骗人，从独角兕大王点化的楼房内偷来棉背心……不过这些行为均受到了惩罚。
6、禅定。禅定是僧家第一功夫，其目的是炼魔养性，寻求智慧。按照唐僧的解释，“禅者，静也；法者，度也。静中之度，非悟不成。”（第六十四回）他在木仙庵前大谈禅法，一副颇有心得的样子，表明他的确品到了个中真味。禅定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很高，据唐僧自己讲：“我自幼年遇方上禅僧讲道，那性命根本上，定性存神，在死生关里，也坐二三个年头。”（第四十六回）所以他敢与车迟国师比试坐禅。
7、精进。精进度懈怠。唐僧一路上见塔扫塔，遇庙渴庙，拈香礼佛，打坐参禅，“时时常要方便，念念不离善心”“第二十七回”。这种专精一念，惟思进取，生命不息，修行不止的行为正是“精进”的最好写照。第三十六回他与行者的一段对话充分表现了他这种优秀品质。“行者道：‘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小时候的经文，那本不熟？’三藏道：‘我自出长安，朝朝跋涉，日日奔波，小时候的经文恐怕生了，幸今夜得闲，等我温习温习。”
（三）道家与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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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家与道教
1、无为。“无为”是道家思想的灵魂，也是它的最主要特征。书中对此做了不少渲染。其中以第九回张稍李定的山青水秀之辩最为集中，第六十四回木仙庵四老的诗也多能达意，但境界最高的还数第一回中须菩提祖师教唱的《满庭芳》：“观棋柯烂，伐木丁丁，云边谷口徐行。卖薪沽酒，狂笑自陶情。苍径秋高，对月枕松根，一觉天明。认旧林，登崖过岭，持斧断枯藤。收来成一担，行歌市上，易米三升。更无些子争竞，时价平平。不会机谋巧算，没荣辱，恬淡延生。相逢处，非仙即道，静坐讲《黄庭》。”
2、贵柔。悟空的“檀杨说”深人浅出地介绍了“温柔天下去得，刚强寸步难移”（第八十二回）的道理：“杨木性格甚软，巧匠取来，或雕圣象，或刻如来，装金立粉，嵌玉装花，万人烧香礼拜，受了多少无量之福。那檀木性格刚硬，油房里取了去，做柞撒，使铁箍箍了头，又使铁锤往下打，只因刚强，所以受此苦楚。”（第八十二回）八戒听了大师兄一番教导，深受启发，还真把要办之事给办成了。唐僧不会武功而且心太软，却能把三个徒弟调教成真心英雄，也算是一种“柔弱胜刚强”吧。
3、长生。道教的神仙都是肉身成道而霞举飞升，他们的年龄可不好猜。五庄观里两个绝小的道童清风明月都已一千多岁了，您说那肉头老寿星该有多大？玉帝自幼修持，苦历过 1550劫，每劫129600年，他又该有多大？石猴离山求道的直接原因是对年老血衰的恐惧；车迟国师拜求金丹圣水无非是想要寿比南极；唐僧肉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绝非因它味道好极了，而完全在于它的独特功效——吃后可长生不老。五庄观二门上的春联表达了道教追求长生的理想：“长生不老神仙府，与天同寿道人家。”（第二十四回）
4、占验。袁守诚熟谙六爻，精通八卦，往往能于星相云气风雨寒温之几微间推断人事的祸福吉凶。他“能知天地理，善晓鬼神情”（第九回），占验的结果竟与玉帝的圣旨分毫不差。泾河龙王在改了降雨时辰，克了降雨点数之后来寻衅滋事，又被他识破面目，不由毛骨悚然，胆颤心惊！魏征的功夫虽比不得袁守诚，但也是自幼得授仙术，长于推算，他料定唐王会还阳，果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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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箓。悟空在车迟国与国师斗法求雨，只见“大仙执着宝剑，念动咒语，将一道符在烛上烧了。那底下两三个道士，拿过一个执符的像生，一道文书，亦点火焚之。那上面乒的一声令牌响，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第四十五回）通过发符烧檄打令牌，风雨雷电诸神均已到位，若不是猴子捣乱，定有一场好雨降下。由于符箓在沟通人神、扶正镇邪方面具有方便、迅速、安全、高效的特点，也受到了道教以外的有识之士，如观音菩萨的重视。
6、丹术。丹有内外之分，太上老君炉中炼的是外丹，能令生者延寿，死者还魂。乌鸡国王所服之“还魂丹”即是老君炉中的优质产品。内丹是以身体为炉，采炼天地日月精华结内胎而成。第三十六回悟空就采炼时机大谈感受后沙僧又做了重要补充，直听得唐僧满心欢喜，茅塞顿开。结内丹的第一高手恐怕还数黄袍怪（奎星），他的内丹舍利居然有鸡子般大小，能从口中吐出，对治疗心痛等症有奇效。
7、修炼。服外丹结内丹都是修炼的基本内容，但道教的所谓“修炼”绝不仅限于此。悟空、八戒、沙僧本系道教神仙，对如何修炼均有很深的研究，从第十七、十九、二十二、七十等回他们自述的成仙过程看，他们都深晓吐纳导引、养精炼气、存思守一之理，熟谙交通气血、接引元阳、化神为虚之道。什么任督二脉，大小周天，全通！什么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全行！当然，八戒还有一手绝活，那就是知房中之术，会熬战之法。
以上只是对《西游记》所阐发的三教义理的部分归纳，但这些已足以说明胡先生的观点有些站不住脚了。同时，上述归纳亦表明，三教并非各各独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它们之间整合与杂糅的情况。
二、三教的整合与杂糅
（一）儒释
1、援释入儒考虑的主要是其价值性而非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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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教的整合与杂糅
（一）儒释
1、援释入儒考虑的主要是其价值性而非真理性。
太宗自冥府归来后，拟修建水陆大会，超度阴司孤魂，太史丞傅奕闻旨，即上书止浮图，以言无佛。他的主要论据是：（1）佛教不论礼序，无君臣父子；（2）以轮回之说蒙诱愚蠢；（3）以因果之说骗人；（4）出家是为了避免承担世俗义务；（5）违反自然；（6）有损君威；（8）没有佛法照样有清明政治；（9）佛法侵入是夷犯中国。宰相萧瑀的反驳意见是：（1）佛法的广泛传播已是既成事实；（2）它有弘善遏恶之功；（3）它有冥助国家之效；（4）佛是圣人，圣人不可非。太宗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又召太仆卿张道源、中书令张士衡，“问佛事营福，其应如何”（第十一回）。两位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并以历史事实说明了三教不可偏废的道理，太宗这才下定决心。看来他关心的主要是佛教的社会作用，而非其真假诚妄。他之所以对大乘佛法感兴趣，就在于它具有“能解百冤之结，能消无妄之灾”（第十二回）的功能。玄奘投其所好，请命取经，并称“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第十二回）。这话正说到太宗的心坎里，他不由大喜，一时激动，竟与之拜为兄弟。
2、援释入儒的前提是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佛教并保持儒家思想的优势地位。
要发挥佛教积极的社会作用而又避免它危及儒家伦理的主流地位，就必须把它置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控制的方法很多，往往恩威并施。就对人的控制而言，措施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僧侣必须由政府官员推选，标准是根红苗正（玄奘由三朝臣于山川坛里选出后，太宗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关于他的出身问题的，当得知他就是学士陈光蕊之子时，不由得称赞举之不错）；所推之人必须由朝廷册封（玄奘被封为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之职）；国家对有功于江山社稷的僧侣进行奖赏（玄奘被赏了五彩金袈裟一件，毗卢帽一顶）等等。玄奘出发时，太宗更是满脸堆笑，一口一个御弟，又是赐钵赐马，又是赐号赐酒，还要在酒里撒一撮尘土，念两句歪诗，搞得玄奘心理负担很重，不取真经哪里还有脸面回来？再如对思想的控制，国家可以强迫僧侣先读儒书，再研佛法，还可以直接把儒家思想灌注到佛教义理之内，如佛教所讲的“报四恩”之一就是“报国主之恩”。
3、儒释教化的对象、产生作用的方式不同，在伦理层面上可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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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释教化的对象、产生作用的方式不同，在伦理层面上可相互补充。
儒家教化的对象是“文化人”，佛教教化的对象是“粗人”。如来说得好：“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第九十八回）其言外之意是：你儒家虽德刑并用，但对不吃这一套的人却毫无办法，要使那些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之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诚不信之徒改恶向善，还得靠我佛教。其实如来也并非全是说大话，他的确有一套。你不是造孽无边、恶贯满盈吗？ 好吧，我让你下地狱。地狱有十八层，一层比一层惨，你怕不怕？如果弃恶从善我可以让你托生个好人家，没准还能让你成个一佛半仙什么的，你想不想？威之胁之，利之诱之，哄之骗之，吓之唬之，其效果岂是你儒家伦理所能比的？傅奕真是个大书呆子、大右派，并且很有点形而上学，只看到了佛教虚妄怪诞、有悖纲常的一面，哪里懂得它的诸多妙处？哪里懂得我儒家可在开放中将其改革的道理？唐僧不是被我们成功地改造了吗？如来、观音都可以儒化一点嘛！甚至可以考虑给他们一个“圣人”的荣誉称号嘛！
（二）儒道
1、本体论系统。
儒家的本体论系统不发达，虽有《周易》，但由于主要是本卜筮用书，阴阳八卦之理均较固定，神秘色彩亦较少。不过符号本身的象征性、多义性都为再解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道家与道教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西游记》开篇描述的天地人的诞生过程就是一个儒道合
一的系统：宇宙由昏朦而混沌，而开明，而有根，天开、地辟、生物、生人。元会运世、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四象八卦均粉墨登场，担当起解释“形而上者”的重任。以《皇极经世》经纬《周易》，把个先天象数之学演绎得淋漓尽致。
2、天上的朝廷是地上的朝廷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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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上的朝廷是地上的朝廷的投影。
玉帝上朝与唐王听政并无二致。官员亦必须听宣上殿，序齿列班，拜伏参见。未授天箓的（如二郎神手下的梅山六兄弟）则无缘睹得君王面。所奏表文也要一律经引奏官转递。文官武将也有品从，傣禄也有高低，所援官职亦是由卑而尊。机构一般臃肿，人员同样超编。三十三座天宫，七十二重宝殿，竟只少一个养马小官！（天廷官员的升迁更加艰难，因为大家都是神仙，都没有寿限，靠年龄优势或把对手熬死而升职的希望等于零！）总之，无论是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运作的方式，两个朝廷并无实质性差异。这也难怪，因为它们所遵奉的都是同一种指导思想：儒家的伦理纲常。玉帝的全称是“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第一回），既“圣”又“仁”，非“儒”若何？紫阳真人赴佛会时，路经朱紫国，见国王有拆凤之忧，恐妖怪将皇后玷辱，有坏人伦，后日难与国王复合，便将一旧棕衣变作五彩霞裳，皇后穿上则妖王根本无法近身。道教神仙对儒家伦理何其重视，真可谓“门派虽然各异，卫道何分彼此！”
3、以儒为主，儒道相辅，共为保江山永固出力。
儒家思想是封建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其修齐治平之理论往往能与保江山永固的实践直接结合起来。道家主张“无为”，提倡“修养生息”，从另一角度对儒家的治国理念做了重要补充。且道家鼓励人们寄情山水，清心寡欲，这无疑大大削减了倾轧争斗的动力，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道教的入世精神比道家强一些。袁天罡“精风鉴，相人穷通辄其中”（李叔还《道教大辞典》），怎甘于忍受终南山中的寂寞？于是脱道袍，换官服，当起了“钦天监台正先生”。其职责想必是观察星象云气，研究术数堪舆，负责人神交通，预言祸福吉凶之类。当然也间或献些丹药，以博皇上恩宠。同佛教一样，道家和道教也必须处于儒家思想的管理与统辖之下。管辖的方法之一便是把儒家圣人改扮成道教神仙，打入对方内部，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施展潜移默化的功夫。悟空发课念的是“周易文王、孔子圣人、桃花女先生、鬼谷子先生”（第三十五回），这表明儒家圣人已成功打入并取得了领导地位。
（三）释道
1、本体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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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释道
1、本体论系统。
悟空为释道联手育出。花果山上的仙石，“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八卦。”（第一回）——符合道教的象数原理。“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月精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第一回）——遵循道教的采炼法则。“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石猴。”（第一回）——按照佛教的方式出生。此处直接提到了胎生、卵生、化生，“四生”已占其三，倘若考虑到花果山的地理位置（大海之中）、生态环境（瑶草奇花、青松翠柏、仙桃修竹、藤萝草色），此处肯定湿气凝聚，石猴之育出亦有“湿生”之因素，则“四生”备矣。“孙悟空”的名字也兼含了释道两家义理：姓合老子婴儿之本论[2]，名则是佛教的世界观。
2、两教神仙大交往。
两教神仙均能驾云御风，所以交往起来特别方便。王母的蟠桃宴所请的客人中既有五方五老，也有上中下八洞神仙。他们或住南北两极或住十洲仙岛，海陆空相隔遥遥，竟可同时赴宴。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法力高超，也表明了他们的关系很好。的确，太上老君与燃灯古佛曾坐而论道；观音菩萨与捧珠龙女常共赏荷花；玉帝奈何不了悟空，请如来帮忙，他慨然应允；菩萨求情赦免小白龙的死罪，玉帝亦毫不含糊；地狱系统的佛教神仙更是改换门庭，集体加入道教，地藏菩萨摇身一变，成了幽冥教主；悟空、八戒、沙僧则反其道而行，脱道入释；玄奘虽是凡僧，但却是金蝉子转世，与镇元大仙是五百年前的旧交；他西行路上有两教神仙组成的联队护持，经过木仙庵还与道教小仙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虽然“道化贤良释化愚”（第五十回），分工不同，但正如唐僧所说：“我是僧，你是道，衣冠虽别，修行之理则同。”[3]（第三十三回）求同存异，这正是两教神仙交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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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理与法术的沟通。本文第一部分对西游一书所阐发的三教义理进行总结时，侧重的是它们的区别，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在某些方面，如唐僧所提及的释道修行之理，确有相通甚至是相同之处。佛教讲“禅定”，道教讲“守一坐忘”，名虽各异，其理一矣。再如戒律，道教的根本戒是“老君五戒”，与佛教的“五戒”要求是全一致的。法术方面的沟通则在观音菩萨医治人参果树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菩萨将柳枝蘸出瓶中甘露，把行者手心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字，教他放在树根底下，但看水出为度。那行者捏着拳头，往那树根底下揣着，须臾，有清泉一注。”（第二十六回）菩萨说只能用玉器舀那水，理由是它不许犯五行之器。舀得水来，菩萨将杨柳枝细细撒上，念动经咒，人参树果然复活。菩萨画的是道教的符字，念的是佛教的经咒，真是圆融贯通，立破无碍啊。道教的神仙肯定也向佛教的神仙们学到了不少东西，因为佛祖讲课时，他们也去听讲。
以上分别从儒释、儒道、释道三重角度粗略描述了三教整合与杂糅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实际是归一的。但归一是否意味着平等参与、不分主次呢？非也。
三、三教地位考辨
（一）释高于道
1、佛爷们先请——同档次的神仙，佛教的级别高半格。
王母设蟠桃宴，按上会旧规“请的是西天佛老、菩萨、圣僧、罗汉，南方南极观音，东方祟恩圣帝、十洲三岛仙翁，北方北极玄灵，中央黄极黄角大仙，这是五方五老，还有五斗星君，上八洞三清四帝、太乙天仙等众，中八洞玉皇、九垒、海岳神仙；下八洞幽冥教主、注世地仙。”（第五回）显然，这个排名是由尊而卑、由高而下的。五老属同一档次，所占方位分别是西南东北中（逆时针）。西方世界诸神为五老之首，也是所有客人中的最尊者。研究一下释道的最高领袖如来和玉帝的关系，也许更能看出两教地位的高下。在这个问题上吴承恩好象很为难，玉帝毕竟是“帝”啊，岂能屈尊人下？可佛祖毕竟是“祖”啊，又怎甘居次席？所以他让他们很少往来，以避免安排上的困难。他们仅有的一次会面是在悟空大闹天宫时，没办法，只得让如来出场。佛祖既然来了，玉帝再不露面也确实不像话。从这次见面的前后过程看，佛祖地位略高的证据至少有四：（1）佛祖知道玉帝的来龙去脉，年龄要比他长，道行要比他高。（2）如来与悟空赌胜，如果输了，他有能力和权力让玉帝搬出天宫到西方居住。（3）如来见玉帝可不遵朝礼，只合掌称谢。（4）如来在安天大会上高坐首席，王母娘娘亲自净手摘桃，施礼拜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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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爷挥手我前进——不同档次的神仙，释于道可有主仆、师生、上下级关系，道于释则没有。
如来让唐僧来取经，又设下层层障碍，这可苦了道教的小仙们。什么六丁六甲、值日功曹、山神土地，一路上忙前忙后，忙左忙右，既要让他受够了难，又要保证其人身安全。真是“主人动动嘴，奴才跑断腿”啊。菩萨去东土寻取经人时，没地方住，径入一土地庙，慌得个土地忙叩头接人，又急报城隍、社令及长安各庙神祗，大家都来请恕迟接之罪。菩萨说是借土地庙住几天，可哪里是借，分明是强占，直到把土地赶到城隍庙里借宿了事。菩萨虽然救苦救难，但对道教小仙们却并不心慈手软，犯在她手里的，都没有好果子吃。熊罴精虽被收为守山大神，红孩儿虽被收为善财童子，但实际上还不是干杂役，并且头上都被戴了箍儿，不由得你不听使唤。在收服红孩儿时，更是让他一步一拜，直拜到落伽山，方才收法。地藏虽然成了幽冥教主，有事找玉帝而不是如来，但他毕竟还是一位菩萨，还保留着佛教神仙的身份。十殿冥王则不同，他们算是彻底地脱释入道了。地藏是冥府的一把手，抓全局，不坐班，作为下属的十王则要在森罗殿办公，遇大事要去地藏的住处翠云宫汇报。唐僧是个地道的佛教徒，他的三个徒弟虽受了戒，但在未成正果以前，还不能算是完全脱了道教神仙的谱系，因为他们并未严格遵守佛教的戒律。唐僧统帅三徒，亦暗含了道为释之麾下之意。
3、道教神仙解决不了的问题，佛教神仙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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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教神仙解决不了的问题，佛教神仙来解决。
悟空在受了招安，得封“齐天大圣”后，仍不安分，犯下一系列罪行后逃回花果山，于是道教神仙总动员（部分佛教低职神仙友情出演），一齐来捉。什么五大天王、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谛、四值功曹、东西星斗、南北二神、五岳四渎、普天星相,全到！十万天兵布十八架天罗地网，硬是奈何不了悟空。二郎真君若无托塔天王的照妖镜、太上老君的金钢琢相助，也断然赢他不得。把他推入八卦炉中锻炼，又被他逃将出来，整个天宫顿时一片混乱……莫慌，如来到了！玉帝是我哥们，天宫是我别墅，岂容你泼猴在此撒野！五指一盖化为山，压你没商量。道教神仙的顶尖高手居然逃不出佛祖的手掌心，您说到底谁厉害？把你压在山下，你还不服气，弄个压帖儿一贴，你还不得照样乖乖的！什么？来了两个美猴王？玉帝还辨别不了真假？没问题！有我如来，没有摆不平的事！悟空断了人参果树的灵根后，遍求活树之方，先去蓬莱仙境，无方！再到方丈仙山，无方！又到瀛洲海岛,还是无方！什么三星九老、东华帝君，全没辙。幸有观音菩萨妙手回春，才化干戈为玉帛。而且她的活树之法杂有道教的手段，颇有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怎不令道教诸仙汗颜。
4、佛教神仙成功地对顽劣不顺的道教神仙进行了改造，并使他们皈依而成正果。
观音菩萨把熊罴精收为守山大神、把红孩儿收为善财童子的目的就是要对他们进行改造。虽然改造的方法有点残酷，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他们都由野蛮而文明、由桀骜而乖巧，由妖怪而神仙了，红孩儿更是由一名问题儿童变成了听话的好孩子。当然，最成功的范例还是对悟空、八戒、悟净的改造。下面以悟空为例，简要回顾一下改造的过程。首先，佛祖亲自出马，劝化不成则惩罚之，先挫其锐气，敛其野心，并给他五百年的悔过时间。然后把他交给唐僧，以使改造工作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但唐僧没有法力，镇不住悟空，这时菩萨及时出现，面授机宜，二人合力，把他引入了预先设计好的圈套。悟空戴上了紧箍儿，一时口服心不服，菩萨便许他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并给了他三根救命的毫毛。悟空毁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菩萨又充当起和事佬，一方面树立了佛教的良好形象，增加了感召力，另一方面也再一次提醒悟空释比道高明。此外，文殊、普贤等菩萨也都纷纷登场，为改造工作助一臂之力。总之，通过威逼蒙骗、启发引导、物质刺激加精神鼓励等诸多方式，在佛祖、菩萨们及唐僧的共同努力下，悟空终于成了正果。
（二）儒高于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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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高于释道
1、儒家经典广泛流传于佛国仙界、异乡他邦。
西游一书虽然是神仙妖怪和尚道士们唱主角，但他们的口中不时溜达出《易经》、《诗经》、《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句子及相关习语。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石猴，第一回）“人有善愿，天必从之。”（观音，第八回）“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戒，第八回）“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远之。”（观音，第八回）“道不同，不相为谋。”（清风、明月，第二十四回）“仁义值千金。”（唐僧，第二十四回）“君子不念旧恶。”（落伽山神，第二十六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唐僧，第二十七回）“知恩不报非君子，万古千秋作骂名。”（悟空，第二十七回）“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悟空，第三十一回）“五刑之属三千，而罪天大于不孝。”（百花羞公主，第三十一回）“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悟空，第三十一回）“人将礼乐为先。”（唐僧，第三十六回）“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悟空，第三十九回）“不教而善，非圣而何！教而后善，非贤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唐僧，第四十七回）“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悟空，第五十六回）“有事弟子服其劳。”（八戒，第七十回）“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八戒，第七十八回）“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唐僧，第八十回）“父在，子不得自专。”（悟空，第八十五回）“训教不严师之惰，学问无成子之罪。“（悟空，第八十八回）等等。乌鸡国太子更是个易学专家，见解精辟：“自古以来，《周易》之书，极其玄妙，断尽天下吉凶，使人知所趋避，故龟所以卜，蓍所以筮。”（第三十七回）
2、儒家伦理普遍适用于佛国仙界、异乡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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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伦理普遍适用于佛国仙界、异乡他邦。
既然到处都可见到口诵儒家经典的道学先生的影子，儒家伦理具有普适性便顺理成章了。本文第一部分的第一节和第二部分的一、二节已就儒家伦理的普适性给出了许多例子，实际上这种例子在书中俯拾皆是。比如崔珏虽去了阴司，见了唐王仍要倒身下拜，君臣名份犹存也。唐僧也首先是“臣”，然后才是“僧”，甭说在大唐，就是在西行路上，他的奴性也时常表现出来，每见国君，则必行臣子之礼。在车迟国，他竟将身家性命的生杀予夺大权交给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下邦皇帝”，“陛下若教臣死，臣岂敢不死？”（第四十六回）真是“何谓沙门不敬王，但见唐僧频叩首！”看来，他的头上也戴着箍，这个箍，就是儒家的伦理纲常。悟空无父，以唐僧为父，处处恪守人子之道。在西梁国参加宴会时，他等唐僧于左首素席落座之后，才转下三席与弟兄们分左右就座。女太师对此举大加肯定，“师徒如父子也，不可并肩。”（第五十四回）罗刹之所以对牛魔王殷勤侍奉，惟命是从，根据无非有二。第一，“男子无妇财无主，女子无夫身无主。”（第六十回）第二，“妻者，齐也。夫乃养身之父。”（第六十回）多么严谨的“三纲”！文殊菩萨的坐骑青毛狮化为妖道，篡夺了乌鸡国王的王位，但菩萨说他并不曾害人，理由是“自他到后，这三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第四十回）。悟空反驳道：“固然如此，但只三宫娘娘与他同眠同起，点污了他的身体，坏了多少纲常伦理，还叫做不曾害人？”（第四十回）谁知菩萨早有安排，已先行把狮子给骟了。可见文殊比悟空更道学。观音要开放一些，她在收服金鱼精时，“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第四十九回）真乃女性解放之先驱也！这大概也是佛教提倡的“众生平等”的一种曲折反映吧。可惜的是类似的例子太少了，这也恰好反证了佛教儒化的程度之深，反证了中国化佛教的主旋
律是“众生不平等”。不要说众生，就是西方世界的诸神都是不平等的。佛的地（果）位就比菩萨的高，唐僧、悟空最后都捞了个“佛”的职称，而八戒只弄了个“净坛使者”（相当于菩萨级），他就很不满。


Output: 最后，将《西游记》第二、第四十七、第六十四回的三句话断章取义，稍加连缀，以吴承恩谏喻明最高统治者的口气，戏佐本文开头言明的该书所载之道：“西游一书‘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望你把三道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道也者，本安中国，反来求证西方，空费了草鞋，不知寻个什么？”